吴国富：两晋南朝时期的武宁叫豫章县

2020年，武宁人朱诗文先生撰写了《武宁之豫章辩证》一文，发表在微信朋友圈里，认为两晋南朝时期的武宁县应该叫“豫章县”而不是“豫宁县”。笔者细读之后，觉得事关重大，应当深入研究。几个月来，找了大量资料，做了多方论证，撰写了一篇12000余字的论文，认为两晋南朝时期的武宁县确实应该叫“豫章县”，而“豫宁”只是“豫宁侯”的封爵名，不是正式的县名。历代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很多错误，但这些错误是可以通过考证得到纠正的。因学术论文不便阅读，故而将它改写为较为通俗的文章，以期为两晋南朝时期的武宁县“正名”。

一、江西历史上的三个“豫章县”

在江西历史上，曾三次设立过“豫章县”，地点各不相同。第一次是在王莽时期(公元8——23年)，以鄡阳县为豫章县。《汉书·地理志》：“鄡阳，莽曰豫章。”《水经注》卷三十九：“赣水又北径鄡阳县，王莽之豫章县也。”鄡阳县旧址在今都昌县周溪镇泗山村。王莽死后，这个“豫章县”也就撤销了。第二次是在汉献帝建安初年(公元196年)，在赣北的武宁、修水一带设立了“豫章县”，东吴时期改名“西安县”，两晋南朝时期恢复“豫章县”的旧名，隋朝统一南方之后撤销。第三次是在隋朝统一南方之后，在南昌一带设立 “豫章县”，唐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改名钟陵县，不久又改回了南昌的旧名。在这三个“豫章县”之中，位于武宁、修水一带的“豫章县”存续时间最长，但被认可的程度却很低，大有“不存在”之势。事实上，这个“豫章县”是无可否认的。

二、南朝的《豫章记》明确指出了在武宁设立的“豫章县”

记载武宁县在两晋南朝时期名为“豫章县”的最重要文献是《豫章记》。《豫章记》的作者雷次宗，南昌人，生活在东晋晚期至南朝刘宋初期，他在《豫章记》里记载东晋、南朝的情况，当然比后代人追叙这一时期的情况要可靠得多。可惜的是，《豫章记》大约在唐宋之际散佚了，只有一些条文残存在其他书籍之中。

《豫章记》明确记载了在武宁设立的“豫章县”，这一记载也得到了三位学者的引用。

第一个是南朝梁朝的学者刘昭，他在补注《后汉书·郡国志》时引用了雷次宗《豫章记》的一段话：“豫章县，建安立，三国吴改曰西安。”

第二个是北魏郦道元，他在《水经注》卷三十九引用了两句话：“建安中更名西安，晋又名为豫章。”当然，郦道元把这两句话放在南昌县是错误的，“西安县”是武宁县的前身，跟南昌没有关系。郦道元也没有指出这两句话的来源，但我们可以判断出它来源于《豫章记》。

第三个是唐高宗的章怀太子李贤，他在注解《后汉书•郡国志》时引用《豫章记》说：“新吴、上蔡、永修县，并中平(中)立。豫章县，建安立。上蔡民分徙此地，立名上蔡。”

根据上述《豫章记》的引文，清代学者赵一清在《水经注释》卷三十九中指出：《晋书·地理志》记载有“豫章县”，“盖复汉之旧也。”这也就是说，在武宁设立“豫章县”，起始于汉献帝建安初年，孙策占据豫章郡之后，把它改成了“西安县”;西晋统一南方之后，又恢复了原名“豫章县”，从此这个县名一直沿用到南朝陈朝，隋文帝统一南方之后方才撤销。

三、文献中的“豫章县”大量遭到篡改

《豫章记》记载在武宁设立“豫章县”，也可以得到文献的印证，例如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十九：“浏水出县东江州豫章县首裨山。”首裨山，现名大围山，东麓属于江西铜鼓县，西北麓属于湖南浏阳县。在南朝时期，武宁、修水、铜鼓均属于一个县，根据《水经注》，这个县就是“豫章县”。又如隋朝秘书郎虞世南编撰《北堂书钞》，在卷一百六十中载录了南朝的书籍《吴猛别传》，其中两次提到“豫章县”：“豫章县东乡吕里山中有石笥，历代不能开。吴猛往，遂得发之，多有石牒古字。”“豫章县南山有石直立水中，峻崿千仞，猴猿不能上。”再如《陈书·宗室传》：“祏豫章县开国侯。”这些都能佐证《豫章记》的记载。

遗憾的是，文献中的“豫章县”常常遭到后人的篡改。这种情况从唐代开始，宋代以后愈演愈烈，不胜枚举。如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二十六引唐代杜佑《通典》曰：“吴立新安，晋改豫宁县。”又如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百零六：“后汉建安中分海昏县立西安县，至晋太康中改为豫宁。”清末学者杨守敬《水经注注疏》卷三十九：“然则《宋志》所云‘吴曰西安，晋改豫宁’铁案不移矣。是此县后汉末初立，曰豫章，吴曰西安，晋、宋、齐、梁、陈曰豫宁，无可疑者也。”

粗略而言，篡改文献的原因主要有两种，但都不外乎主观臆测：

一种是认为两晋南朝时期没有“豫章县”，只有“豫宁县”，所以把文献中的“豫章县”改为“豫宁县”，如晋代干宝《搜神记》记载了“豫章戴氏女”的故事，后代人把它改成了“豫宁戴氏女”。而中华书局在点校出版“二十四史”的时候，把《宋书•王弘传》的“豫章文侯昙首”改为“豫宁文侯昙首”，把《宋书•王僧绰传》的“袭封豫章县侯”改为“袭封豫宁县侯”。

一种是觉得两晋南朝时期不可能存在“豫章县”，所以把文献中的“豫章县”改成了其他文字。例如清代康熙年间编撰的《御选唐诗》卷二十引用《晋书·张华传》说：“华补豫章令雷焕为丰城令。”可知雷焕做过“豫章县令”。然而其它文献引用这句话时，却都改成“华补豫章人雷焕为丰城令”。雷焕是西晋时期的鄱阳人，鄱阳县在西晋时期属于鄱阳郡，怎么能把雷焕说成是“豫章人”?因此，“豫章人”是后人改动的结果。又如隋朝虞世南《北堂书钞》卷八十三引《晋中兴书》说：“范骞为豫章令，设立庠序，多聚生徒，远近至者千余人。”可知这个范骞做过豫章县令，然而后代人却把它改成“范宁为余杭令”，简直是面目全非了。再如《晋书·艺术列传》：“吴猛，豫章人也。”这个“豫章”也应当是“豫章县”的意思。吴猛本来是濮阳人，三国东吴时期担任西安县令，东吴灭亡之后，官职没了，他就居住在西安县;西晋把西安县改回了原来的名字“豫章县”，所以《晋书》记载吴猛为“豫章人”，就是指“豫章县人”，不能理解为“豫章郡人”。后代人在传播吴猛故事时，或说他是“分宁人”，或说他是“洪州武宁人”，或说他“家于豫章武宁县”，等于用后来的县名解释了“豫章县”的意思。这种改动，不算特别离谱，但也反映后代人不了解武宁曾存在过一个“豫章县”，也就无法理解吴猛为“豫章县人”了。

四、 历代不乏对“豫章县”的正确认识

相比随意篡改文献的情况，历代也不乏对“豫章县”的正确认识。例如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二十六引宋代洪刍《豫章职方乘》曰：“晋武帝太康元年平吴，以武帝字西安，故改名豫章。”又如元明之交的王祎，曾任南康府同知，任上撰《建昌州新作谯楼记》曰：“建安间又分置西安县。晋海昏、艾、永修、新吴、建昌并属豫章郡，而改西安为豫章县。宋永嘉中，省海昏;隋开皇中又省永修、豫章、新吴、艾四县入建昌县。”再如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八十四：“武宁县，……汉海昏县地，后汉为建昌县地，建安中又分置西安县，皆属豫章郡。晋太康初改曰豫章县，宋、齐以后因之。陈立豫宁郡，隋废郡，以豫章县并入建昌。”

上述观点是正确的，其理由有三：(1)《晋书•地理志》记载豫章郡有“豫章县”，但没有“豫宁县”。(2)没有明确证据表明两晋南朝时期修水、武宁两县属于“豫宁县”。(3)隋朝统一南方，废豫宁郡，将艾、永修、豫章、新吴四县并入建昌，其中只有“豫章县”而没有“豫宁县”。《隋书•地理志》：“建昌，开皇九年省并永修、豫章、新吴四县入焉。”由此可知南朝陈设立的豫宁郡，其中并无“豫宁县”。

五、“豫宁”是“豫宁侯”的封爵名，是武宁的俗称但不是正式的县名

在豫章县设立“豫宁侯”的封地，应当从东晋开始，一直延续到南朝末。《晋书•谢玄传》记载谢玩封豫宁县伯。《南齐书•王俭传》记载王俭袭爵豫宁侯。《梁书•王亮传》记载王亮封豫宁县公。《梁书•冯道根传》记载冯道根封豫宁县伯。《梁书•裴邃传》记载裴邃封豫宁侯。

两晋南朝时期，封侯者有“郡侯”“县侯”“乡侯”“亭侯”等类别，级别和范围各不相同。为此可知，“豫宁侯”是“豫宁”“县侯”两个词组合而成的简称。在一般情况下，当然可以将“豫宁侯”理解为“封在豫宁县的县侯”;但因《宋书•王僧绰传》有“袭封豫章县侯”的记载，《陈书•宗室传》有“祏豫章县开国侯”的记载，在一县出现两名的情况下，若将“豫宁侯”理解为“封在豫宁县的县侯”，那么“豫章县侯”就没法理解了。

在通常情况下，封爵名与县名是相同的，但“豫宁侯”却属于例外，因为它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1)“郡县同治”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县侯的名称与郡名相同并不会造成误解，如《宋书•州郡志》记载的“鄱阳侯”，它的方位就很明确，因为鄱阳郡治就设在鄱阳县。然而两晋南朝时期的豫章郡治却远离“豫章县”，假如简称“豫章侯”，就很容易误解为他的封地在豫章郡治南昌。(2)以一个县为封地的较为常见，但以一个郡为封地的情况较少，毕竟这不是一般人所能享有的待遇。在这种情况下，《宋书•州郡志》频繁出现的“侯相”如“鄱阳侯相”“宜黄侯相”等就是指一个“县侯”而不是“郡侯”，一般都不会造成误解。然而“豫章郡”与“豫章县”的情况却较为特殊。一方面，晋朝的皇室成员司马炽、司马铨、司马端都曾封为豫章王，而南朝宋开国君主刘裕则封为豫章公，这几个人均以“豫章郡”为封地。另一方面，两晋南朝时期以“豫章县”为封地的情况又很多，史书中能查到的至少有八九个。在这种情况下，假如封为“豫章侯”而不加以说明，就很容易造成误解。据此看来，两晋南朝时期以“豫章县”为封地的人物，多半改称“豫宁侯”，不过是为了便于区别罢了。

两晋南朝时期，封为“豫宁侯”的人数量不少，对于一个县来说，这类权贵人物当然特别引人注目，所以人们也常常会用“豫宁”来称呼武宁，其意相当于用“豫宁侯的封地”来代替“豫章县”的名称，久而久之，“豫宁”就成了武宁县的“俗称”或“别号”，但俗称显然不同于正式的县名，更不能以此否认“豫章县”的存在。另外，“豫宁”这个俗称经常用于距离“豫章县城”较近的武宁一带，所以武宁人比较容易接受，但远离县城的修水一带就很少认可这个称呼，这也反映“豫宁”不是一个正式的县名。

六、建安初年设立“豫章县”是扬州刺史刘繇所为

东汉最后一个皇帝汉献帝登基之时，天下已经大乱，群雄并起，互相角逐。汉献帝兴平元年(公元194年)，东莱牟平人刘繇出任扬州刺史，他是东汉皇帝的宗亲。当时的扬州，管辖范围很大，遍及现在的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刘繇上任之后，遇上了纵横江东、独创霸业的孙策，几番交锋之后，刘繇一败涂地，被迫逃亡。据裴松之注《三国志•刘繇传》引东晋袁宏的《后汉纪》，刘繇起初打算逃往会稽郡，他的谋士许劭建议说，会稽郡特别富有，孙策觊觎已久，而且偏居海滨，在军事上属于“绝地”，“不如豫章，北连豫壤，西接荆州”，在那里既可以得到荆州刺史刘表的帮助，也可以得到曹操的帮助。在刘繇担任扬州刺史之时，曹操虽然已经占据中原，称雄一方，但名义上还在极力扶持汉室，故而许劭有此建议。刘繇听从了许劭的建议，率领残余的部下逃往豫章郡。基于许劭的建议，刘繇逃到豫章郡之后，首选的驻扎地当然就是赣北地区，这里毗邻荆州，也最接近中原。

根据《三国志》中的吴国君主传、豫章太守华歆传、吴国宗室传，裴松之注《孙策传》、《刘繇传》、《诸葛亮传》所引用的《江表传》、《后汉纪》、《献帝春秋》、《汉晋春秋》，以及明代李贤《明一统志》卷五十八的记载，可知扬州刺史刘繇于汉献帝兴平二年(公元195年)逃到豫章郡，建安四年(199)病卒，前后在豫章郡驻守了五年，期间也做了不少事情。他击败了杀害豫章太守朱皓的笮融，赶走了荆州刺史刘表非法任命的豫章太守诸葛玄(即诸葛亮的叔父)，建安二年，诸葛玄被当地百姓所杀。当时中原大乱，有很多中原人士南逃豫章郡以投靠刘繇，刘繇对他们十分优待，以致声名鹊起。

刘繇在豫章郡还建造了“刘繇城”，这个城就相当于扬州刺史的临时治所。据《豫章记》记载，刘繇城“在豫章县北四十里。”《太平寰宇记》说“刘繇城”在南昌，这应该是错误的，因为刘繇来到豫章郡，一则想就近依托同为东汉宗室的荆州刺史刘表，二则想借助这里的地理形势以建立较为稳固的阵地，但南昌距离荆州较远，且周边无险可守，与刘繇的初衷不符。

根据前面的介绍，西安县的前身就是“豫章县”;而历代武宁县志的记载，三国东吴时期的西安县城设立在石渡乡新丰村。据此看来，“刘繇城”很可能就建在石渡乡新华村的旧址上。新华村旧址位于修河北岸，旧志记载唐朝一度在这里设置县城。然而从1981年修建新华围堤所发掘的文物来看，这里的唐代文物太少，不太像是唐朝的县城。相形之下，新华村旧址却有很多关于战国时秦相甘罗的传说，如甘罗坊、甘罗堡、甘罗巷、甘罗井等，又发掘出了青铜器，显示这里很可能是秦汉时期的城邑，或许就是扬州刺史刘繇所建的“刘繇城”。这一点，值得武宁县持续关注，深入研究。

根据《豫章记》的记载，“豫章县”设立于建安年间，而建安四年刘繇病逝之后，孙策随即率军攻占了豫章郡，将“豫章县”改名为“西安县”。如此一来，“豫章县”的设立就是扬州刺史刘繇所为，时在刘繇进入豫章郡之后的建安元年或二年。刘繇划出“豫章县”，又在这里建造“刘繇城”，这样就可以把这一片区域直接掌控在手中。他之所以把这个县叫做“豫章县”，很可能是想把这里建设成“豫章郡”的中心，但时任豫章太守的华歆并没有积极配合刘繇的举措。

以刘繇城位于石渡乡新华村旧址、豫章县城位于石渡乡新丰村而论，这一布局颇具军事上的优势。这里北有幕阜山脉的屏障，南有九岭山脉的拱卫，往东沿着修河直入鄱阳湖，往西沿着两大山脉之间的谷地进入湘中，均不过一两天的路程，与刘繇“北连豫壤，西接荆州”的初衷十分吻合。就小地形来看，刘繇城与豫章县城南北呼应，中间隔着修河，而柳山则孤耸江边，北瞰刘繇城，南窥豫章县城，东西远望可达数十里，犹如天然的瞭望台。这里的修河两岸遍布良田沃野，粮食供应也不成问题。

七、“豫章县”的管辖范围是武宁县、铜鼓县、修水县的东部和南部

西汉时期，赣北的修河流域设置了海昏县、艾县，修水、武宁在当时均属于艾县。东汉时期，又从海昏县分出建昌县。《晋书•地理志》记载修河流域有永修、建昌、豫章、艾四个县。《宋书•州郡志》记载修河流域有永修男相、建昌公相、豫宁侯相、艾侯相。《宋书•殷琰传》：“刘怀珍封艾县侯。”很显然，汉献帝建安初年设立的豫章县，就是从建昌县、艾县之中切割出来的。

汉朝的艾县范围很大，根据《大清一统志》卷二百三十八，艾县县城设在修水县城以西一百里的龙冈坪。根据南朝宋刘义庆的《幽明录》及《太平寰宇记》，修水县的黄龙山当时叫“辅山”，属于艾县。艾县的西边与湖南汨罗市交界，北边应当与湖北蒲圻县交界。

现代的铜鼓县，属于艾县的南部，汉献帝建安初年设立“豫章县”之后，这里就属于“豫章县”。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十九：“浏水出县东江州豫章县首裨山。”首裨山，现名大围山，东麓属于江西铜鼓县，西北麓属于湖南浏阳县。可知豫章县的最西边与湖南平江、浏阳交界。大致说来，现代的铜鼓县、修水县的东部和南部均属于两晋南朝时期的豫章县，而修水县的西北部则仍属于艾县。

位于武宁县南面的靖安县，也有一部分属于两晋南朝时期的豫章县。清代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一百一十：“靖安，本晋建昌县地，唐置靖安镇，吴改为场，南唐割建昌、奉新、武宁三县地升为县。”靖安升为县之时，划走了武宁县的部分地域，这一部分应该是两晋南朝时期豫章县的一部分。

现代的武宁县，应该均属于两晋南朝时期的豫章县。武宁县北面的幕阜山脉，形成了赣鄂之间天然的分界线，也成为豫章县北部的边界线。武宁县南面的九岭山脉，形成了天然的分割线，豫章县的南界就应该止于九岭山脉的西北麓。在武宁县的东南面，修河北岸的崇山峻岭(属于幕阜山脉)与南岸的巍峨群山(属于九岭山脉)遥相对峙，自此往下，便到了地势平坦、沃野遍地的永修县境内，为此这一带形成了修河中游与下游的分野，向来就是永修县与武宁县的分界线，也应该是两晋南朝时期豫章县与建昌县的分界线。

八、结论

综上所述，汉献帝建安初年，扬州刺史刘繇进驻豫章郡之后，在武宁建造了“刘繇城”，这里就成为东汉最后一任扬州刺史的治所。刘繇又将原有的艾县一分为二，设置了“豫章县”，其范围包括现代的武宁县、铜鼓县、修水县的东部和南部，靖安县的部分地区。建安四年，刘繇病逝，孙策趁机占领豫章郡，随即把“豫章县”改名为“西安县”。晋武帝灭东吴之后，又恢复了原名“豫章县”。从东晋开始，豫章县经常成为“豫宁侯”或“豫章县侯”的封地，以致“豫宁”演变为一个俗称，而南朝陈则设立了“豫宁郡”，但“豫章县”的县名却始终没有更改过。隋朝统一南方之后，“豫章县”才正式被废，县名被搬到南昌去了。在江西的三个“豫章县”之中，在武宁设立的“豫章县”延续时间最长，接近400年;设在南昌的“豫章县”存在了170多年;王莽时期的“豫章县”则更短，存在时间只有十多年。然而南昌是郡治、省会所在地，其名气远远超过了武宁，这就导致人们普遍认为“豫章县”只是南昌县的曾用名，而武宁的曾用名是“豫宁县”，不可能是“豫章县”。事实上，这一观点是错误的，必须纠正。

(供稿：九江学院教授 吴国富)

吴国富(1966——)，江西武宁人，教授，九江学院学报编辑部主任，江西省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人选，江西省中青年骨干教师，江西省十一五重点学科中国古代文学带头人，中国陶渊明研究会(筹)副会长兼秘书长，获得江西省第十次优秀社科成果三等奖，第十七次优秀社科成果二等奖、江西省师德先进个人等奖励30余项。致力于地方文化的研究、传承与传播，出版学术专著《全真教与元曲》、《论陶渊明的中和》、《陶渊明寻阳觅踪》、《陶渊明与道家文化》、《庐山道教史》、《元诗的宗唐与新变》、《庐山与明代思潮》、《陶渊明的映像》、《白鹿洞书院》、《儒学教育的现代转型》、《象山书院》、《赣北古史考》等十几部，在《文献》、《文学评论》等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主持全国高校优秀特色栏目《九江学院学报》“陶渊明研究”专栏，江西省优秀特色栏目“鄱阳湖·庐山文化研究”专栏，大力支持地方文化建设。

责任编辑：红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