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诗最大的特点是那种悲天悯人的情怀，而这恰恰是佛教慈悲观念植根于诗人心灵深处的体现，佛教的慈悲精神是最能反应杜甫诗与佛教关系的核心理念之所在。很多人认为杜甫作为一名努力寻求人世的儒者，其佛教信仰的虔诚度是值得怀疑的，吕激发表《杜甫的佛教信仰》一文，翔实地考证了杜甫从信仰禅宗而后转信净土这一奉佛的心路历程。而关于佛教对杜甫创作的影响，杜甫研究权威吉川幸次郎一再强调说，杜甫那种为民请命、不畏牺牲的品格，正是发扬了大乘菩萨慈悲为怀、济世度人的精神。
一、杜甫诗与佛缘
杜甫与佛教有着不解之缘，杜诗在题目中就能看出与佛教相关的有30多首，其他作品中涉及到佛教的内容和思想就更多了。杜甫信仰佛教，并创作了与佛教有关的诗，其因缘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受到姑母信佛的熏陶。杜甫早年有一段时间寄居在姑母家中，姑母是个虔诚的佛教徒，杜甫身体羸弱多病，姑母甚至舍弃了亲生儿子的生命换来了杜甫的康复。杜甫为其姑母撰写的《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中说： “爱自十载已还，默契一乘之理，绝荤血于禅味，混出处于度门。喻筏之文字不遗，开卷而音义皆达。母仪用事，家相遵行矣。”其姑母笃信佛教，并使全家奉行，杜甫无疑也受到了佛学的熏染。
第二，历史境遇和仕途失意。杜甫中年困居长安，按儒家的说法，这一时期正当是男儿“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最美好的时光。可是，杜甫在长安应试落第，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生活。不久安史之乱爆发，他用诗的形式把他的见闻真实地记录下来，表达了对战乱中百姓生活的深切同情，著名的有“三吏”、“三别”。“三吏”为《石壕吏》、《新安吏》、《潼关吏》；“三别”为《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在兵荒马乱时代，杜甫晚年漂泊在西南等地，最后困逝在湘江一叶孤舟之上，时年五十八岁。杜甫的一生是壮志未酬、颠沛流离的，他甚至发出了“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醉时歌》)、“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这样愤慨的诗篇。在理想与现实强烈的冲突下，在怀疑和否定儒家思想的同时，佛教帮助他维护了心灵那一片自由与和平的净土。
第三，佛教兴盛和涛禅相似。佛教在唐朝达到了鼎盛时期，形成了八大宗派。唐王朝包括大周实行的三教政策也并不统一。总体上来说，儒学得到官方的保护，道教因为李唐与老子认了亲也得以支持和发展，而佛教无论从其自身来说，还是与儒道比较来看，在思想史上都达到了高峰。佛教宗派中禅宗和净土宗较为简洁，适合中土人的根性。尤其禅宗，其禅之宗风颇与诗之意蕴相契合，深受文人士大夫的喜爱。杜甫晚年所作的《秋日夔府咏怀》说：“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落帆追宿昔，衣褐向真诠。”对此学者颇有争议，有人说普寂为七祖，杜甫皈依北宗禅；也有人说神会为七祖，杜甫信奉南宗禅。不管怎么说，杜甫是喜好禅风的，诗人的审美体验和禅的生命体验是人类反思的两种体验形态。一外一内，两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诗其实就是禅生命体验的语符化外显。杜甫接受禅学风骨的影响，一点也不奇怪。诗人一生经历着苦难的人生，常常借诗以反思生命存在的意义，这是诗人杜甫与禅趣结缘的内在原因。
二、对人间社会无缘大慈的情怀
杜甫身逢战乱时代，诗人时常流露出对人世间和平的祈愿。在唐肃宗乾元二年，诗人作有《凤凰台》一诗，诗中写道：
亭亭凤凰台，北对西康州。
西伯今寂寞，风声亦悠悠。
山峻路绝踪，石林气高浮。
安得万丈梯，为君上上头。
恐有无母雏，饥寒日啾啾。
我能剖心血，饮啄慰孤愁。
心以当竹实，炯然无外求。
血以当醴泉，岂徒比清流。
所重王者瑞，敢辞微命休。
坐看彩翮长，举意八极周。
自天衔瑞图，飞下十二楼。
图以奉至尊，凤以垂鸿猷。
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
深衷正为此，群盗何淹留。诗人写这首诗的时候正处于“安史之乱”时期。诗人托物言志、借景咏怀，愿为“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献出自己的生命，以换得人间的太平。其中“恐有无母雏”以下八句与佛教本身故事有着密切的关系。佛的本身故事中，舍身救鸽、投身饲虎、割肉喂鹰是广为流传的。大悲世尊在因地发了无上的菩提心，为了救度众生舍弃过无数的生命，直到成佛一直精进不退。诗人拟想出凤雏饥寒，因凤“非竹实不食，非醴泉不引”，故而要“心以当竹实”、 “血以当醴泉”以饲瑞凤，愿以己之性命来换取凤凰瑞气降临于人世间。诗人宣扬了佛教的这种自我牺牲的慈悲精神，表现出对人类社会悲惨历史境遇的同情和祈求人间和平的愿望。
作为佛教徒，杜甫是反对过分使用武力的，而希望天降瑞应，“群盗”自灭。即使对唐王朝发动的战争，杜甫也并不赞成。《兵车行》一诗说的是唐玄宗用兵土蕃，百姓服兵役一事。诗中写道：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苦，哭声直上千云霄。”还写道： “边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己。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诗人认为明皇开边用兵，劳民伤财，以致村落萧条，夫征妇耕，民不聊生。诗人最后写道：“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战争的结果是令人毛骨悚然、触目惊心的，诗人反对战争、悲悯百姓的情感跃于纸上。
诗人这种悲天悯人的情怀，表现在平日生活的许多细节之处，例如在《又呈吴郎》中说：
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
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
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任真。
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诗人的慈悲心表现得十分真切感人，把自家的枣打给邻居家吃，他在为无食无儿的老妇悲哀时，也在为天下的不幸者悲哀。再如《秋野五首》 “其一”也说道： “枣熟从人打，葵荒欲自锄。”说的是自家的枣子熟了，希望别人来采摘，而自家的地并不祈求别人的帮助，只靠自己的辛勤劳作。诗人明显具有自我牺牲精神，行菩萨道，布施于他人。唐代释道世在《法苑珠林》中就说： “菩萨兴行，救济为先；诸佛出世，大悲为本。”(《法苑珠林》卷六十四)佛教的慈悲观念可以直接导出利他精神。佛家的慈悲观念深深地植根于诗人心中，使他以菩萨普度众生为榜样，悲苦百姓的穷困生活，并热心于乐善好施。
诗人有一首著名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其中有一段广为人知，即：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表达了诗人为天下苍生谋求幸福而甘愿受苦受难的慈悲胸怀。鲁克兵在其博士论文《杜甫与佛教关系研究》中认为，杜甫说的这句话不仅仅具有孔孟思想，更具有佛教誓言的特征。佛教有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此四弘誓愿乃一切菩萨及佛教徒均应发起的誓愿，因此成为佛教修行的通规。杜甫后来信仰净土法门，依天亲菩萨在《往生论》所说，佛之本愿力，能速疾成满如大宝海之无量而殊胜之功德。又据唐代善导大师在《观无量寿经疏》所说，一切善恶之凡夫，无不凭借阿弥陀佛之大愿力为增上缘，而得往生净土。故而，杜甫所发的“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誓愿更具有为了往生净土积聚资粮的意义了。
三、对自然万物同体大悲的境界
杜甫慈悲的心灯也照耀到自然界中来，对人如此对物亦然。佛教的慈悲精神，在大乘佛教得以最充分的发扬，不单是对于人类社会，也遍及于一切有情之生命，乃至所有无情之草木土石。杜甫有不少作品流露出愿“拔一切众生苦”的思想，他很同情那些小动物，例如《缚鸡行》说：
小奴缚鸡向市卖，鸡被缚急相喧争。
家中厌鸡食虫蚁，不知鸡卖还遭烹。
虫鸡于人何厚薄，吾叱奴人解其缚。
鸡虫得失了无时，注目寒江依山阁。诗中写出了诗人为了鸡与虫的“得失”而表现出来的种种矛盾心情。鸡吃虫时，对虫不忍；为救虫而卖鸡，则鸡被烹，亦不忍。诗人最后一句“注目寒江依山阁”，其内心是平静还是不平静呢?也许诗人想起了当年释迦太子见农夫耕作一事，烈日当空，农夫裸背赤体，驽驾老牛耕田，小虫被翻起，鸟雀飞来啄食。太子生起慈悲之心，寻思众生相互纠结轮回痛苦的根源，后来放弃王位而出家修道成佛。故而，历来祖师，大德们都秉承了佛陀的慈悲精神，龙树说：“大慈大悲名为一切佛法之根本”(《大智度论》卷二十七)。吉藏说，慈悲“盖是种觉之洪基，弘道之本意。”(《法华玄论》卷一)为了尽量避免生物链之间的相食现象，杜甫有时也用菩萨方便智巧来解决。在悲苦中也略显活泼一面。诗人在《催宗文树鸡栅》中谈到蝼蚁、鸡、狐狸相安关系时，说：“我宽蝼蚁遭，彼免狐貉厄。”《齐民要术》有云：鸡栖宜栋地为笼，内著栈，安稳易肥，又免狐狸之患。这样鸡不会到处乱跑，去啄食蝼蚁小虫，鸡又会免遭狐狸的侵害。可见，诗人把慈悲心落实到行处时也是很生活化的。
许多诗文中可以发现，杜甫对自然界的小生物寄予了很多关注之情，这种宗教情怀的表现是很感人的。例如在《暂住白帝复还东屯》中说： “复作归田去，犹残获稻功。筑场怜蚁穴，……”是说在收获的季节筑场晒稻时担心毁了蚂蚁的窝。 《秋野五首》其一中说： “盘飨老夫食，分减及溪鱼。”诗人把自己盘中的食物分给溪水中觅食的鱼儿。再如，他在《观打鱼歌》中说： “鲂鱼肥美知第一，既饱欢娱亦萧瑟。君不见朝割素髻，咫尺波涛永相失。”诗人对鱼儿的同情在《又观打鱼》中描写得更为凄厉，说：“苍江渔子清晨集，设网提纲万鱼急。能者操舟疾若风，撑突波涛挺叉人。小鱼脱漏不可记，半死半生犹戢戢。大鱼伤损皆垂头，屈强泥沙有时立。”诗人见此情形是很痛心的。这些并不是有关谈禅论玄的诗，其中佛教的慈悲精神反而更为突出。
诗人不仅对有情众生表现出慈悲心，而且推及到无情草木上来。例如诗人作有《病柏》、《病橘》。
病 柏
有柏生崇冈，童童状车盖。
偃蹇龙虎姿，主当风云会。
神明依正直，故老多再拜。
岂知千年根，中路颜色坏。
病 橘
群橘少生意，虽多亦奚为。
惜哉结实小，酸涩如棠梨。
剖之书蠹蚀，采掇爽所宜。
纷然不适口，岂只存其皮。
萧萧半死叶，未忍别故枝。
玄冬霜雪积，况乃回风吹。诗人看到病树、病橘时发出了无限的感慨，此景此情，同理同心，或许诗人联想到了自己所处的困境。物有生成坏灭，人有生老病死，诗人还作《枯棕》、《枯楠》，印证了“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的佛理。诗人在《枯棕》末尾叹道：“有同枯棕木，使我沉叹久。死者即已休，生者何自守。”在《枯楠》开篇怜惜道：“楩楠枯峥嵘，乡党皆莫记。不知几百岁，惨惨无生意。”诗人把佛教的慈悲心扩展到无情草木上来了。佛教“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精神，一般是对一切有情众生而言的，到了大乘佛教，更多还包含了草木瓦石等无情之物。例如佛教传人中土，就有“生公说法，顽石点头”一说，天台宗提出“无情有性”的观点，后期禅宗还有“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的说法。法身、真如佛性异名同实、恒常遍在，也正应了佛家慈悲心遍观法界，视众生如同己体、万法唯心的境界了。
作者：袁宏禹
(本文来源：袁宏禹 责任编辑：朴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