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杠青年”执掌音乐节：对谈北京国际音乐节艺术总监

2018年6月26日，著名指挥家余隆宣布辞任北京国际音乐节艺术总监、专职艺术委员会主席，二十年来从未轮换过的艺术总监一职交到了时任联合节目总监的邹爽手中。从2012年起，邹爽开始参与音乐节的艺术创作，2016年正式加入音乐节。用余隆的话来说，几年来，邹爽和她的“新锐单元”像“风一样改变了音乐节的思维”：看歌剧何必正襟危坐?你可以拿着“份子钱”，化身宾客参加一场热闹的婚礼(歌剧《奥菲欧》)，也可以跟随“小狐狸”在城市的夜色中奔跑冒险(歌剧《小狐狸》)。今年，音乐节又把一场特别的音乐会搬到长城脚下，最前沿的VR技术也将为观众带来全然不同的音乐体验。在她的手中，古典音乐总能玩出新的花样。

邹爽对“新锐”的关注，与她的成长和求学经历相关。邹爽在音乐世家长大，留学英国时，读过商科，学过电影，做过歌剧的多媒体设计，更是一名相当出色的导演。与许多“80后”一样，邹爽自称“斜杠青年”，“总是学着这个又干那个，不管什么都想尝试。”在这个层面上，引领风潮二十余年的北京国际音乐节选择邹爽，并不是偶然。

艺术总监并不一定是音乐家

记者：您接任艺术总监有一年时间了，各方面的感受如何?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邹爽：各方面步入正轨了，跟团队的互动、合作都更熟悉了，总体来说还是比较顺利的。之前，我以为这一年中的困难会特别多，因为音乐节的时间不长，场地也有限，要最大化地去做很多很多的节目，这么多的演出，怎么往里塞?另外，别看音乐会就用几个灯，背后整个搭建的流程非常复杂。音乐节的团队不是制作公司，我们的合作者来自四面八方，每年各个项目都像码棋子一样，这个过程是非常有挑战性的。

“艺术总监”的职位很高，但做的都是脚踏实地的事。像10月4日在水关长城策划的《追梦·长城夜》露天音乐会，从夜里演到黎明。除了考虑天气因素，现场的秩序和舒适度也是关注重点，这些都需要不断和各方沟通。我觉得这比拍电影还难。

记者：曾经有这样一种声音，认为音乐节的艺术总监最好应该科班出身，尤其考虑到前任总监余隆是一位非常杰出的音乐家。对这种说法，您有什么回应?

邹爽：我代表的只是音乐节此时此刻所处的这个时代，十年后会有新的艺术总监到来，也许那个总监是科班出身。余隆指挥是了不起的音乐家，我是一个“斜杠”导演，他把接力棒交给了我，可能是因为我比较适合音乐节现在需要达到的目标，既要传承音乐节的精神，又要保证节目的质量，同时，还要往多元化走。关注到音乐节的这部分观众很多是“文艺青年”，兴趣不仅仅是古典音乐，他们还会同时关注戏剧、电影、当代艺术等等。他们的期待是，音乐节还能拿出什么新鲜的东西。

到底该怎么走?肯定不可能让一个完全不懂音乐的人来接手。我很幸运，自己有音乐素养的基础，只是音乐不是我的专业而已。导演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艺术行当，永远需要从全局考虑，这和做艺术总监不冲突。音乐节的艺术总监并不一定是音乐家，国际上也是这样。我有商科的背景，更有人会说，你为什么跑来搞文化?难道经济学院出来的人都要去做银行家吗?也许大家还是有一定的成见。实际上，我没有从观众那里得到任何类似的反馈，可能有些“学术派”会有这样的考虑。

“新锐”不等于“非主流”

记者：您为音乐节带来的最亮眼、也最让观众津津乐道的改变就是“新锐单元”，最初为什么会想要把各种“浸没式”体验、VR等等这些新锐元素带到古典音乐里来呢?

邹爽：首先，它们都来自古典音乐，要么是改编，要么是古典题材的新委约。像2017年伦敦寂静歌剧团带来的“浸没式”雅纳切克歌剧《小狐狸》，不仅完全没有失去古典音乐的基因，而且城市中拟人的叙事又让它有了新的魅力。《小狐狸》在英国的一个桥洞下演出时，我旁边坐的就是皇家歌剧院的总监。不只是我们，全世界都在关注这种形式。

如果我们仅仅是引进萨尔茨堡复活节音乐节的大歌剧，观众永远都会是“到此一游”的心态。这些作品当然也很必要，观众需要原汁原味，他们的心里要有一个标准，知道大制作是什么样的，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能随便买张票出国看。

但我想让大家知道，看待古典音乐有不同的角度，不要看到古典音乐就觉得它是高高在上、不可触及的。现在古典音乐在国外的发展更加局限，那是他们的传统，反对创新的人更多，保守是根深蒂固的，相反，我们既能接受他们的传统，也能接受新的尝试。我最不支持“走路还没学会，先别跑”的观点，我认为有天赋的话就可以跑，要相信自己有足够的基本功，能和国际上的年轻人进行对话。我们做的事情不是“猎奇”，不是因为国内观众没见过才引进，而是它在国外也处于一种萌发的趋势。这种联动，也让国外关注新浪潮的古典音乐机构知道，北京国际音乐节甚至比他们还要超前，敢做，也有力度。

记者：这些先锋的尝试会不会让音乐节趋于小众?

邹爽：今年新锐，明年可能就变成传统，被越来越多的观众认知了，就不再是小众的东西。所谓的“新锐”，并不表示它“非主流”，这种现象很难得，我觉得只有在中国才能做到。我们的好奇心很强，有什么事儿，一下子就能“繁衍”出很大的讨论度，比如现在很多人在做浸没式、体验式戏剧，也有很多人开始用“音乐剧场”、“朗诵诗剧场”这样的概念和名字。这种“跟风”是好事，大家意识到，剧和音乐都可以是多元的。

记者：您对音乐节的未来有没有什么设想?

邹爽：我希望以后的音乐节能更有狂欢节的感觉，让古典音乐真正地发生在我们身边，让大家去“庆祝”古典音乐。所谓的“庆祝”，不是那种正襟端坐的鸡尾酒会，而是带着城市气质的。我非常希望北京国际音乐节每年10月都能带来2008年奥运那样的氛围，跨国界、跨文化，所有人都觉得北京是制高点，都愿意到这里来，跟这座城市互动。北京有这样一种气质，平时不吭声，但不管谁来我们家，都能展现出热情和包容的国际范儿。

“中国概念”不再限于符号化

记者：这些年来我们都看到，音乐节为推荐中国音乐家做出了非常多的努力，今年又有什么新的举措吗?

邹爽：音乐节主打的“中国概念”是不变的。音乐节上个20年里，陈其钢、谭盾这些大师充分地发光发热，带动了很多的新现象，现在到了传承和发现新人的时候。今年我们选择了周天、杜韵两位作曲家，他们都是“准80”，出生在改革开放前后，是我的同龄人。

关注周天和杜韵，首先是发现了他们的成绩，他们是完全的学院派出身，从中国到国外留学，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周天是上海交响乐团的驻团作曲家，他的《乐队协奏曲》和许多委约作品都非常出色，在国际上，他是第一个获得格莱美奖最佳当代古典音乐作曲奖的华人。杜韵不仅是独立作曲家，也是当代艺术节的顾问和艺术总监，是个跨界的奇才。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的《天使之骨》正在纽约的小剧场里演出。因为北京国际音乐节都是提前很早安排演出计划，《天使之骨》当时没能马上到北京来。一年后，《天使之骨》做成了大舞台的版本，拿到了普利策大奖。我很自豪的是，在普利策奖之前，我们已经发现了这个作品，这说明我们的角度和世界同行是处于同一个语境的。

我们想让北京的观众知道，为什么他们的作品在国际上成为了新的浪潮。他们没有特意去做中国题材，没有特意通过戏曲这些传统元素让外国人发现自己的才华，他们完全是在国际主流的语境里，靠作品一点点打拼出来。闯荡美国音乐圈时，他们在拼命地展示新一代中国人心中的中国声音：我的作品是好作品，而我就长着一张中国人的脸。可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们需要功夫、熊猫、《牡丹亭》这些符号，从这个角度让大家先开始关注东方的美学，但现在20年过去了，我们不能还停留在这些符号上。

记者：总的来说，在每年这么大体量的演出市场里，观众们听到年轻作曲家新作品的机会还是很有限的，“年轻人出不来”是大家一直担心的问题，对此，您觉得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邹爽：这个问题是肯定存在的，不只是中国，全世界都是一样。我们不能期待所有的学生作品都去一线平台演出，这些作品很有可能不够成熟，但不能因此断了年轻人的创作。我们要不停地委约，让他们不停地创作，或者提供让这些作曲家和观众对话的机会，不能让真正想进行古典音乐创作的人离开。还有一点很重要，北京国际音乐节也一直在做“基础建设”的公益活动，只有认识跟上来了，观众们才有可能理解新作品好在哪里。

从青年作曲家自己来看，我觉得所有从事创作的艺术家，都应该找到自己内心真正想要表达的声音。在技术和素养上，中国读音乐的孩子绝对不比国外的同龄人差，国外从研究生开始才有作曲系，但他们从小就学。我们的年轻人应该视野更开阔，跳出专业的局限，真正把音乐当作对生活、对社会的表达。如果仅仅想做一部技术上的好作品，却没有强烈的表达欲望，那不能称为真正的艺术家。哪怕你的作品只打动了一个人，那它的存在也是有意义的。(高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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